专访︱李伟明：国家博物馆更名司母无顶“只是更名，不是更名”

【编者按】2010年至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馆藏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引发了公众对商代最大青铜鼎的关注和讨论。 如何给这件国宝命名，至今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争议。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伟明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对馆藏大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澎湃新闻请他分享了他对大鼎出土故事以及大鼎更名本质的理解。

李伟明与司木武丁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的出土背后有什么故事？

李伟明：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安阳殷墟。 殷墟是商代“盘庚迁殷”的都城。 《史记》中有殷墟的记载。 1928年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宫基、王陵、甲骨库、祭祀坑等重要遗存，并获得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白陶等文物使殷墟闻名中外。 1937年下半年，日寇占领安阳，挖掘殷墟，掠夺文物。

关于大顶发掘的最早报道主要是1946年《中央日报》和《申报》的报道。相传是1939年由五官村农民发掘的。 由于挖掘不慎，两只耳朵都被损坏，一只耳朵掉在土里。 伪县长杨龙准的日本顾问伊藤三郎得知消息后，命令宪兵调查并逮捕部分涉事人员，并对其进行酷刑和追索。 安阳机场保安队长黑田英二采用软招，试图用数千万美元的假币购买、布置假帖子进行诱导，但最终失败。 据说，一些当事人用一件小型文物（不知道是什么）来躲避日本人和伪军，并将鼎重新埋在地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军在此地区对峙，安阳成为战区。 1946年7月，安阳县姚县长得知大鼎埋藏地点。 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他挖出了大鼎，用大马车运到了县文物保护协会。 陈列于正殿，初名“禄”，后称“鼎”，年代推测为周或殷。同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六十寿辰，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安阳县议会打算修建一座“中正亭”，并将鼎永久保留在县城内，不料10月26日下午三点，总司令王忠廉却来了。驻安阳军政机关派人接收，作为生日礼物运往南京，交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藏。

安阳殷墟出土商代鼎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书刊陆续发表文章，不同程度地介绍了鼎的发掘情况，并增加了一些细节，比如参与发掘的有20到40多人，区公所动用了两个排的部队等。为保护发掘现场，古商商以20万银元怂恿村民拆除鼎，日伪闻讯后多次搜查。 但由于该鼎出土时的历史背景是战乱和抢劫，其出土事迹已失于史籍。 今天看到的相关报道都是后记，细节程度不一，使得这个故事扑朔迷离，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澎湃新闻：司木无丁的名字最初是谁？ 你能告诉我古人把这个鼎叫什么吗？

李伟明：对这鼎铭文的解读始于1946年。7月大定收归国有后，《申报》特派记者邵慎之（28岁）于10月初前往安阳进行现场采访。 在10月27日的报道中，他将大定上的铭文解释为“后吴夫人”、“后吴之妻”或“吴吴”。 接收者是吴夫人，施法者是她的丈夫（商代大武王）。 萧伯纳首次将碑文的顶字解读为“后”，以及提出的碑文解读的三字解法和二字解法，对以后学术界对碑文释义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鼎铭文。

早年留学法国，专攻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的文学博士张峰（59岁）正在阅读《中央日报》有关大定、绍的报道、《申报》、《大公报》。 其文章发表后，《中央日报》于11月17日发表文章《安阳武关村出土方鼎铭文解说》，认为应正式命名为“方鼎”，因为“方鼎”这个名字还是太宽泛。 最好在上面刻上铭文，加以限制。

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了张峰考察大鼎铭文的文章。

张峰认为，上字意为“司”，形似锄头（锄头）或织机上放纱的叉子，象征治理之意，代表职责； 右下字是“每”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借自“母”； 左下角的角色看起来像一把长柄斧头。 我同意Shaw的说法，并将其解释为“五”。 因此，他主张将这个大鼎命名为“司母吴方鼎”，意为当时有人为他的母亲吴氏制作的祭器。 这篇文章比萧伯纳的文章晚了21天发表，其学术意义在于对大定碑刻的“司母戊”铭文提出了新的解读方案。 大定的收藏单位中央博物馆采用了《司母戊》的解读方案。 后来，收藏大鼎的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以前）相继使用了这个名称。

就文本音韵学的研究而言，虽然音韵学家考察了以北京话为代表的现代读音和以《诗经》（周秦汉时期的汉语音系）为代表的古代读音、韵律、音钮、和声调，并得到了 Foley 的结果，但无法验证其是否适用于早期的商代语音系统。 因此，我们并不清楚商代人到底把鼎叫什么。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李伟明：根据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文物可以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 中国古代青铜器大多是珍贵的文物。 其中，青铜器作为一级文物，应该具有精美的造型和纹饰，应该能够代表一个时期的工艺水平和铸造技术水平。 他们挖掘的确切位置可以作为年代测定的标准。 碑文应当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有历史人物或者人物。 书法艺术在工艺发展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 这件商代大鼎是一件重型青铜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世纪90年代，《大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展”中展出。

从历史价值来看，大鼎于1959年被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被作为“中国通史陈列馆”，展示商代重要的代表性文物。

考古发现，商代的大型方鼎在当时的青铜鼎中名列前茅。 它们的品级非常高，被认为是皇室使用的重要器皿。 它们大多出现在商代的都城。 例如，商代早期的亳（今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方鼎有8件，商代后期的殷（今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长方鼎不少于21件。 。

此大鼎腹内壁刻有“司母戊”字样，表明它是用来祭祀一位在戊日祭祀周祭的祖先（多认为是作者的母亲）。 参考商代周祭祀制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收件人应该是商王武王的后裔，作者应该是一代商王，由此确定鼎的物理规格对于皇室来说很重要。 因此，《大鼎》可以为解读商代晚期的时代、等级、周祭制度、宗教意识、历史人物（商王及其配偶）等具体文物提供重要参考和线索。

从科学价值来看，大鼎在商代青铜鼎中名列前茅。 制作如此大型铸件的工艺流程涵盖了当时铸造厂的各个环节，即设计、模型、备料、造型、铸型、合金配料、熔铜铸造、修复等。了解当时的铸造技术。 其中，有四个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合金比例：通过对大鼎耳样的分析，并与商代早期铜方鼎的合金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鼎合金中铜的比例略有下降，锡的比例有所增加，且铅的比例有所增加。 明显提升。 添加锡还可以降低纯铜的熔点，提高铜合金的硬度和色泽； 增加铅的比例可以使浇注时铜液更加流动。

熔铜铸造：殷墟铸铜遗址发现一座直径30～108.5厘米的草泥熔铜炉。 学者推测，铸造一个重达875公斤的大鼎，大约需要1200-2000公斤的铜材，并将铜在大熔炉中熔化铸造。

分铸和合铸：鼎身和鼎耳分别铸造，最后组合成一件。 这种铸造工艺堪称周代以后逐渐流行的分铸法之首。

隔脚：大鼎四足主体是空心的。 足壁与鼎腹的厚度相近。 它们之间留有间隙，内部叶片被填充。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既保证了青铜收缩应力均匀，避免足部与腹部连接处开裂，又增加了足部的承重强度。

大定空腔足

从艺术价值来看，主要体现在造型特色、装饰和铭文三个方面。

器形：商代晚期出现长方形青铜鼎。 有学者认为，鼎腹部的高度与长度之比约等于0.6，接近“黄金分割”常数0.618。 他们认为，这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认识早了500年。

纹饰：大鼎从耳到足饰多层纹饰，以云雷纹为底，托浮兽面纹。 纵观商代晚期铜长方形鼎的装饰纹样，大鼎采用以单位带纹为主题的锯齿形布局设计，其间夹有局部素地，使鼎身纹饰显露无遗。密度空灵，耳朵、身体、脚上穿插着许多神兽形象（龙、虎、牛、羊、人等），寓意不同。 这样的图案布局和图案特征，在其他方鼎中是很少见的。

鼎的造型结构及装饰特点示意图

铭文：鼎腹内的铭文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大的商代铭文。 这种措辞在商代尚属首次。 笔画的曲折代表了商代文字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澎湃新闻：关于司母戊鼎，您曾说过，“越熟悉的东西就越陌生”。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李伟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视而不见”。 连中小学生都知道司母戊鼎。 本以为这鼎的基本信息没有什么大问题，直到国博会更名鼎的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我是研究夏商周历史和考古的，所以学界的朋友向我征求意见，这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个鼎。 然而，每次走近这个大鼎，我都感觉自己对这个大鼎的内涵知之甚少。 虽然有关大定的介绍资料有上百种，但有些资料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令人产生疑虑。 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系统地收集相关资料。 我经常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和干粮去国家图书馆查阅1949年以前的报刊和台湾出版的学术期刊。 来回途中经历的烈日和寒风，以及春节期间图书馆里难得的寂静，这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我对大鼎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学习和研究，涵盖了发掘、流通、装饰、铸造、碑文解读、学术史、文物价值等多个方面，感受最为深刻。就是探索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小宇宙和一个大宇宙之中。 虽然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需要后人去探索。 以大鼎出土的具体地点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鼎出土的墓葬进行了钻探。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发掘了这座古墓。 它被编号了，有的学者甚至称其为“司母戊”墓。 这是一个结论吗？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殷代14座大墓葬的资料，但结果却是“不一定”。 因为据说大定墓在殷王陵地区大型墓葬中排名第11位左右，其一墓道也低于四墓道和二墓道墓，为商代最大的鼎与这座坟墓的等级不相称。 在无法证实该鼎出土于该墓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该鼎来自其他大墓葬？ 我觉得墓北有一座有四个墓道（1400号）的大墓值得注意。

李未明关于司木武丁的卡片

澎湃新闻：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司母无鼎”改为“步母无鼎”的依据是什么？ 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国家博物馆“只是更名，而不是更名”。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李伟明：在更名之前，博物馆的“后来”馆主认为，叫“司母屋”是错误的，叫“后木屋”是对的。 由此看来，更名的动机似乎是为了正大定之名。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后”指的是穆吾的身份，称她为“后”就意味着她是商王的王后； 二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安阳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为蓝本。 碑刻、石刻中有“后辛”、“后信”的例子，支持了“后”说； 第三，商代文字的书写方法有时可以从左向右连接。

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其收藏的鼎更名为“后母武鼎”。 我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志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辉教授先后发表了发表不同观点的学术论文。 这些学者都是商史、商考古、甲骨文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文章涉及到大鼎的命名问题。 总结文章的主要论点：

1、商代没有“侯”字。 商代铭文中有“育”字，本意为生育，引申义指第一位国王或王后。 “后”字（意为皇后）出现于周朝。

2、比如解释“后”（意为皇后）时，有些表达方式没有意义，如“后夫”、“后狗”、“后强”等。

3.”

””

”是一个字。根据字形结构、字本义、词典分析，应解释为“司”。在相关词典中，主要用作寺庙、祭祀（祭祀） ，或继承人。

博物馆“后来”的主人给出的理由也值得推敲：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五号墓出土的部分金文、石刻解释为“后母信”和“ ”侯辛”，但也有学者解释“司母辛”、“司辛”； 也有学者对墓貌上类似的青铜铭文中的“司母心”、“司心”等字样进行了解读。

””

”，朝左的人解释“巳”，朝右的人解释“后”。显然，学者们对墓葬出土的金文中“后”与“巳”的区分仍然在“后”的范围之内。另外，商代的一些书写方法虽然有时可以从左向右连接，但并不限于“后”字，也适用于“巳”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国家博物馆将“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之前，馆内学者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鼎名称的研究专着。 有迹象表明，一些提及“后穆吾”的人主要是相信一些名人的观点，并受到他人的影响。 例如，20世纪60年代，一些台湾学者进一步论证了“后”理论。 主要论点是铭文有“后”，甲骨文和殷周金文的文字可能有“后”。

“形是文字优劣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字。根据古传下来的记载（如《尚书》、《左传》、《礼记》），它是一个字。 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对殷墟五号墓出土的一些金文和石刻进行了解读。在安阳称为“辛后母”、“后辛”，并引用春秋时期叔夷伯所说的《唐法下》后，“后”字也写成“嗣”。古文字中没有左右之分，人们认为“后”字是专属于皇后的，或者说是武丁皇后的。

事实上，学术界对这件商代鼎上的铭文从字数、字序、字义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解释，可见各种解释方案（如后五五、后五丘、后母五、母后五、司母五、齐吾、齐吾、后吾等），大定铭文中“后”、“巳”、“母”、“女”三、二字的相关解释问题仍属于学术范围。讨论。 据此判断，国博公司以“后木屋”代替“司木屋”命名大定应为替代（可选）名称，无法确认其是否为正确名称。 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司母戊丁”更名现象观察》，发表于2016年《古代文明》第10卷，欢迎专家学者讨论。

2013年至2016年，李伟明研究了司母武丁的部分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如果博物馆要为一件文物，特别是像司母戊鼎这样大的文物重新命名，其正式程序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对社会、对公众负责？

李伟明：在给文物命名时，我们通常会用自己的文字来标注，或者参考文献记载，或者采用约定等方法。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 以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为例，自刻的铭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如司母吾、后母吾； 对文献记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玉衣、玉盒； 约定有时是武断的，比如一件商代青铜器，名为“欧方仪”，据说属于两位专家。 一个觉得像是两块方衣合二为一，另一个则随口问是不是可以叫欧方衣？ 这就是它的名字的由来。 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们言归正传，坐在板凳上十年。 他们需要通过缜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找到确凿的证据来确定原来的名字是正确还是错误。 根据新材料或新研究成果对先前文物进行更正名称具有学术意义。

笔者认为，文物更名应遵循三个程序：在更名前，充分掌握相关文物信息，进行深入分析，获得初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据此提出更名的理由。 。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学术论证，形成共识或主流意见后，决定是否实施学术意义上的文物更名。 一级文物更名，应当报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并备案。 更名时，应当发表相关学术论证报告或者说明原因的论文。 更名后，要回应社会（学术界）的不同意见。

此外，对社会认知度较高的文物进行更名时，除了学术意义外，还应考虑社会影响。 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但这并没有结束社会对司母戊鼎的认可。 司母吾丁这个名字至今仍常见于学术刊物、大学教科书及相关展览中。 近年来，我曾多次驻足观察这座大鼎，亲耳听到有观者评论：“这是后母武鼎，不是司母武鼎。” “还有后母武丁！我还以为只有司母武丁呢。” 继母武丁最近被发掘。 “司母武鼎恐怕比这个还要大。” “后母武丁来了，司母武丁呢？” “武丁继母并不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印证了一位掌管“皇后”的甲骨学者（王雨馨先生）的警告：“多年来一直被称为‘司母戊鼎’，留下来是约定俗成的。”一样，不做改变，以免引起新的发现。” ‘后母武丁’的错误。”

笔者认为，如果确认文物原名有误，能够确认其正确名称的，应当按照程序实施更名。 更名时，应当向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说明理由。 若暂时无法取得确凿证据，则应将理解上的分歧留在学术范围内继续讨论，并将原名称视为具有统一含义的约定俗成的参考符号，以免引起公众的关注。观众将同一件文物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文物。 。 这样做是对学术界和社会负责。

事实上，以铭文作为指称元素来命名这件商代鼎的初衷是为了与其他商代鼎相区别。 “司母无鼎”这个名字已经沿用了几十年。 作为限制性指标，广泛应用于历史教科书、工具书、学术期刊、科普读物、旅游指南、文学艺术作品，甚至用作商标和公司。 （制造商）名称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为了防止社会误认为同一个商代鼎因名称不同而指代不同的器物，除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之外，将对这件商代鼎进行审查，然后学术界才能确定其正确与否。解读其碑文并形成共识。 大鼎统一使用社会（学术）认可度较高的名字是合适的。

李伟明水墨《司母无丁》70cm x 135cm

澎湃新闻：您对司母戊丁更名现象的理解与国家博物馆的理解不同。 您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时有什么顾虑吗？

李伟明：我一直认为，如何命名这个鼎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讨论中出现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 学者求真，这是真正学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我的老师邹衡先生是著名的夏商周考古研究专家。 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不只看高人，不只看书本，不只看名人，不畏数字的力量，不计个人得失，重视基础工作，善于做事。学习前人成果，勇于纠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学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坎坷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觉得如果有不同的理解又不敢表达出来，患得患失，连研究都不做就附和，是对学术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司母戊鼎还有多少未解之谜》李伟明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